【周末】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2)

2019-01-30 01:00栏目:足球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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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哈雷尔走马上任入主摩萨德,新局长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让克格勃特工现出原形,甚至连总理最信任的密友也不放过;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功实施“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摩萨德从此名声大振。

  1952年9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罗文•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他的父亲也破了产,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很多年以后,他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

  哈雷尔十分渴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回到充满宗教色彩的巴基斯坦地区。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年满18岁了,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月,哈雷尔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的人都将被禁止下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都赶快把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趁人不注意掏空了随身带的一块大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里面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来到巴勒斯坦后,年轻的哈雷尔和家人来到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理水渠的工人。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他就到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善社交,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6年,哈雷尔和家人承包了农庄的一片柑橘园。凭借着他和家人的埋头苦干,哈雷尔终于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要销售柑橘,他经常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利用这种机会趁机打听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就经常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立刻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能,就委任他当上了“沙伊”在当地的情报小组的组长。

  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对方一个耳光。为了避免被抓,他不得不从此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

  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除了哈雷尔,还有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者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日,为了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英国托管当局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分级单线联系”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天,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

  但是哈雷尔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约旦同样会加入这场战争。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哈加纳”的一名负责人,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准确,哈雷尔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约旦的首都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爱屋及乌,这位年轻的特工对犹太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他的一个表哥当时正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到重要的情报。

  果然在5月12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的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阿拉伯联合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了部队,终于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旗,与此同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就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也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经是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从此他正式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1952年9月,罗文•希洛辞去摩萨德局长的职务,并向总理本-古里安提交了一份接任他的人选名单,名单上有莱文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等人。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雷尔。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几年里,为了能在阿拉伯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斗争以外,还要进行秘密的情报战,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

  摩萨德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的情报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伊塞•哈雷尔以前的情报工作和坚强而正直的人格让本-古里安认定了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本-古里安总理亲自任命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就已经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的局长;入主摩萨德之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即“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他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权势人物。

  哈雷尔刚接任摩萨德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的工作人员连局长和秘书在内,也不过12个人。此外,摩萨德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到任之后,立刻向本-古里安申请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就批准哈雷尔呈上来的报告,使摩萨德的办公经费一下子就增加了10倍。

  总理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让哈雷尔大为感动。他马上对摩萨德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哈雷尔认为,作为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必备的条件第一是素质,就是那种能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各种谍报技能。为了建立这种精神,哈雷尔以身作则,为下属们作出了榜样。当时他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被手下人誉为“工作狂”。哈雷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摩萨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从而使摩萨德的面貌焕然一新。

  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的任职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在国内,或者是仅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事一些情报搜集工作,而是把摩萨德的工作放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考虑,他要充分利用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一优势,把摩萨德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摩萨德特工的海外行动也极为活跃。那些远离本土的谍报人员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几年以后,摩萨德已经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那些驻海外情报站的摩萨德特工,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业内高手。同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这样就进一步为摩萨德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哈雷尔还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曾经多次游说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中最能干的成员招入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目伊拉克•耶泽尼茨基。这个伊拉克•耶泽尼茨基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进入了摩萨德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92年7月退位。如果当年不是哈雷尔的发现,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哈雷尔在发现人才的同时,也懂得爱护部下,爱护人才。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大都是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强心剂,让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身后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支持自己,因此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哈雷尔也同样要求他的特工必须绝对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 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手表式照相机。镜头采用潜望式设计,间谍们可以通过假装看时间来执行任务,偷拍一些情报资料。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叹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反应。

  “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

  “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 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 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在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在“反间谍战”取得一系胜利的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项的“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的英、法两国自然不肯答应,就决定通过武力来制止当时埃及的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让美国人也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当时希望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就开始武装以色列,把自己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命令有“中央情报局的‘瘟神’”之称的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的报复行动。

  以军通过苏伊士运河后“独眼将军”达扬和头部受伤的沙龙(左一)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突然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起突然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告了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当时杜勒斯就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吼: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领导摩萨德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行动中。他发誓要亲手将这个对600万犹太冤魂负有主要责任的纳粹头目捉拿归案。

  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屠杀,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罪不可恕,战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阿根廷15年后露出马脚;摩萨德闻讯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缜密侦查终于锁定目标;由12人组成的特遣行动小组万里奔袭来到阿根廷,摩萨德局长亲自出马现场指挥,艾希曼束手就擒。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的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追捕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一直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后开始发迹,终于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目,不久就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解决“犹太问题”的专家。1936年,他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积极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曾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到意大利热那亚。直到1950年6月,他才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寻找这个恶魔不懈地努力。直到1957年,摩萨德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

  1957年的秋天,居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同一位叫尼克的小伙子相爱了。罗泽•赫尔曼是一位漂亮迷人的热带美女。她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栗色的秀发和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她的身边永远有一群痴情的追求者,然而她却对尼克情有独钟。

  那位叫尼克的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同样是长得一表人才,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是那样与众不同。不过罗泽•赫尔曼当时对尼克的身世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尼克竟主动在罗泽•赫尔曼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西欧各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当年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有一次,他们无意之中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当时尼克就非常傲慢地说,德国人当时应该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斩尽杀绝,而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像犹太人那样的劣等民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累赘。

  尼克的这番话让美丽而又善良的罗泽•赫尔曼大吃一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钟爱的这个年轻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血。既然尼克如此瞧不起犹太人,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再同他交往下去呢?当然,她并没有同尼克进行辩论,只是心事重重地和尼克告别了,这一次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最终不欢而散了。

  罗泽•赫尔曼回到家里,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细心的母亲似乎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罗泽•赫尔曼终于和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提起了那个奇怪的尼克。

  她对父母说,虽然那个尼克一直在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是他从来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去见见他的父母和家人,甚至连他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自己。每次罗泽•赫尔曼给他写信,都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由他的朋友转交给他。所以罗泽•赫尔曼就觉得这个尼克很是奇怪。特别是他今天的那番话,更让罗泽•赫尔曼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轻的尼克为什么对犹太人有这样可怕的偏见呢?

  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恰好就是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集中营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的那些刽子手屠杀自己的同胞。看到他们把一群群脱光了衣服的犹太人像赶牲口一样地赶进毒气室,还看到他们用大铲车把成堆的犹太人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然后化成一缕缕的青烟。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他终生难忘。现在听说女儿的男朋友竟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说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要是出生在二战时期,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就叫女儿多提防点,这样的人不能深交,更不能做自己的女婿。

  有一天,罗泽•赫尔曼的父亲让自己的老伴给他读报,当这个老洛塔尔•赫尔曼听到报纸上说,现任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漏网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平时他也曾听到传闻,说那个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好像也到了阿根廷,正隐藏在这里。于是他不由得心里一动,马上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他怀疑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是不是跟阿道夫•艾希曼有关。于是,赫尔曼马上就让女儿带着自己,按照以前给尼克写信的地址,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家。然后从尼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尼克家就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于是他们马上驱车前往,找到了那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罗泽•赫尔曼和她的父亲一打听,知道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这时老赫尔曼心里一动,他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里,他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纳粹头目,成效甚微。那些狡猾的纳粹头目好像一个个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很是沮丧。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收到这样的检举信,但是等到一调查,却又成了子虚乌有的无头案。但是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现在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很有价值的信时,他的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但是,他没有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德国当局。由于他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将这条有价值的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了以色列。结果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的手中。

  那是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仍然没有回家,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那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一切显得那样的朴实无华,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办公桌上的灯光下摆着一封信,下班前刚刚收到的。这是他的老朋友伊特寄来的。伊特在这封信里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伊特说,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

  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会收到有关发现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伊特信上所说的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由于摩萨德当前的财力和人力有限,不能马上开展调查,何况这一次说的还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远在南美洲,千里迢迢,如果情报来源不可靠,劳师千里兴师动众,摩萨德损失的不仅仅是人力和财力,还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非议。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不过,一种职业特工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也许这个新情报的背后大有文章,何况这条消息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哈雷尔想了想,终于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隔壁的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调来了艾希曼的案卷,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潜心研究起来。对于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位纳粹德国的元凶,哈雷尔当然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他又认真地审读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哈雷尔曾经不止一次审读过关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卷,每一次审读都让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时时在心中涌动,好像那600万惨遭杀害的犹太人的冤魂都在他的面前飘荡,让他看到了那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和那一具具还没有被送进焚尸炉的骷髅一样的尸体。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当哈雷尔再一次翻阅这些案卷时,那种幻觉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他慢慢地合上那厚厚的案卷,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远赴阿根廷,首先找到那个提供线索的洛塔尔•赫尔曼,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一旦掌握了真凭实据,哈雷尔就将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亲自出马,把这个藏匿了15年之久的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给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交代。

  第二天,哈雷尔就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着手调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都是摩萨德战术行动处里最精干的突击队员。

  特别行动小组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找到提供线索的赫尔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对名叫“达古特”和“克莱门特”的两个人进行秘密调查。但是由于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对阿根廷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他们在附近租下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对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进出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并且进行拍照分析研究。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去阿根廷之前,哈雷尔就从艾希曼的档案和有关的资料中,找出了艾希曼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他们熟悉。包括他当年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和走路的姿势等等,都让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了然于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终于有许多关于“4261号”的情报和进出人员的照片送到哈雷尔的办公桌上。

  但是这些情报和照片都让哈雷尔无法确定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艾希曼,也无法确定那些进出的人员都同他有关。

  为了能尽快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哈雷尔双管齐下,立即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欧洲各国,对艾希曼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庭和亲属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艾希曼当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也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

  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本人和他的亲属有任何觉察。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或者是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狡猾的艾希曼又会逃之夭夭,再次藏匿起来。特别是不能让他那些德国的亲属朋友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有关艾希曼的任何问题。至于想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希望。因为德国当时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那么,仅仅知道艾希曼藏在南美洲,但到底藏在南美洲的哪个国家,行动小组还不能最后确定。尽管那个提供线索的赫尔曼非常有把握地说,那个“4261号”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发现此人根本就同纳粹毫不相干。一些居民证实,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上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不过,就在摩萨德行动小组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4261号”的两个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而且“去向不明”,门上的那两块牌子也摘下来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行动小组的注意。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所谓的“搬家”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幢房子。机智的特工们综合分析了从欧洲调查到的新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艾希曼的确就隐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他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由于艾希曼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看来现在只有在他的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看他什么时候会和家人在一起。

  他们想利用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做诱饵,利用尼克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继续给他写信,约他出来谈情说爱,然后从中套出他父亲的行踪。但是现在这条路也行不通了。这时不要说尼克,就是连他的那个朋友也突然失踪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尼克和他的朋友同样不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位美丽的女特工迪娜•罗思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因为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知道,这一年的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另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经过商量,特别行动小组都认为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让迪娜•罗思试一试。

  于是迪娜•罗思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了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用一个很精致的礼品盒装好,并且在礼品盒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迪娜•罗思在生日贺卡写上:“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然后又在外面的包装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阿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

  迪娜•罗思准备好这个精致的小礼物之后,就在这家旅馆里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请他当一回信使。迪娜•罗思把这个礼品盒亲手交给了那个小听差,并对他说:“请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绝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成之后,我会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金。”

  此时迪娜•罗思又假装是一个十分痴情、又不甘愿单相思的高贵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同时还一再叮嘱这位小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你一定要设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会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这趟差事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了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传送情感的重要的小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自己以前也曾扮演过,因为在这个阳光充足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南美大都市里,这样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

  小听差找了个机会溜出了那家高级旅馆,然后就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那块“克莱门特宅”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应。小听差就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尔南多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迪娜•罗思事先的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邻居挨家挨户打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了搬走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谢了谢那个德国老太婆,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小工厂。

  那个德国老太婆嘴巴里所谓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那个小听差小心地推门进去,只见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伙子,正弯着腰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小听差马上走过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并且一定不会拒绝。”

  小听差边说边将手中的礼品盒递给对方,又接着说:“我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家,那里的人说他一家早已搬走了。后来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说,搬走的那个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礼品盒上写的字,又把它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带着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谁打发你送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的。他说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着一位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就是她请我的朋友帮忙转交的。可是我那位朋友刚好有事不能离开,碰到我之后,就转交给了我,让我帮他送一下。”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就说:“先生,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那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我又不能随便拆开别人的礼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我想那个收件人打开以后,一切就都明白了。”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这时那个机灵的小听差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真正的收件人。但是他还是故意地说:“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就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他,让我亲手交到他的手中吧!我想这个礼物对那个人来说,也许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意义。”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

  “你就把东西交给我吧。”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就从小听差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礼品盒,然后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放心吧,我会帮你完好无损地送到。”说着顺手就把这个礼品盒放到了自己的工具包里。

  小听差一见,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先生!我应该怎样感谢您啊!”

  小伙子似乎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说:“不用谢了。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

  小听差很有礼貌地向那个金发小伙子告别了,然后就走了出去,并且记下了这家工厂的门牌号码。他急匆匆回到了旅馆,向迪娜•罗思详细地报告了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贸然把那个礼品盒交给了那个陌生的金发小伙子对不对,心里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的赏钱会不会落空。

  哪知迪娜•罗思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没有责怪他的冒失,末了还慷慨地给了小听差加倍的酬金。小听差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的的确确是帮了这个女子一个大忙。因为迪娜•罗思这时完全可以断定,接受礼物的那个人正是失踪多时的“克莱门特”的儿子,也正是自己和特别行动小组多方寻找的人。

  通过那个小听差的描述,迪娜•罗思马上断定,那个金发小伙子肯定就是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的意中人尼克。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找到克莱门特,然后就可以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潜逃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密码电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到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见到这份报告后,简直是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帮忙寻找那个克莱门特。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预感,那个化名为克莱门特的人,一定就是艾希曼。

  当天,哈雷尔就刻不容缓地制定了逮捕艾希曼的行动计划,等到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马上付诸实施。他随即对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下达指令——立即落实克莱门特的身份。

  特别行动小组接到哈雷尔的指令后,就请罗泽•赫尔曼小姐出马,先确定那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份。那一天,特别行动小组把罗泽•赫尔曼小姐请到一辆小轿车上,把车子开到那家工厂附近,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边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金发小伙子下班后从工厂里走出来。没过多久,那个金发小伙子走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这时,坐在后座的罗泽•赫尔曼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失踪多时的尼克。她马上对坐在旁边的迪娜•罗思说:“没错,就是他。尼克!”

  迪娜•罗思点了点头,用力握紧了罗泽•赫尔曼的手。因为迪娜•罗思发现,罗泽•赫尔曼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把罗泽•赫尔曼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此时,车上的人都在偷偷地注视着向公交车站走来的尼克。迪娜•罗思发现,这个尼克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帅气逼人,怪不得美丽迷人的罗泽•赫尔曼会钟情于他。这时她不禁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罗泽•赫尔曼虽然多日没有见到尼克,但是,此时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少女的温柔,而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已经猜到了,尼克从前多次在自己面前炫耀的那个“德国军官”的父亲,原来就是屠杀600万犹太同胞的最主要的凶手。

  尼克上了公交车,特别行动小组的小轿车悄悄尾随其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尼克刚刚搬到圣费尔南多区不久的新家。尼克下车后,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靠近树林边的那幢平房,甚至还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面不远处的那辆小轿车和他有关。

  尼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很旧,简陋而颜色暗淡,孤零零地坐落在公路边的一片树林旁边,没有左邻右舍,要想在这里隐姓埋名躲避起来,倒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人员就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约50米远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再说,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也为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接连监视了几天,房屋的男主人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幢房子的男主人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特别行动小组马上将这些情况向哈雷尔作了汇报。哈雷尔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摄到一张克莱门特的照片,确定他是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哈雷尔决定自己亲自到阿根廷去一趟。几天以后,哈雷尔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监视住宅的特工作了必要的技术上指导,然后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这个克莱门特如果真是阿道夫•艾希曼的线日回家来。因为根据艾希曼的有关材料记载,1960年3 月21日将是艾希曼和他妻子的银婚纪念日。由于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所以哈雷尔相信,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果然在3 月21日那天中午的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这个男人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已经谢顶了,但是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迈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步伐向这幢房子走去。通过对这个人的年龄特征、衣着打扮、走路的姿势和气质风度来分析,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人员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们立即把他拍摄下来。

  哈雷尔想要的证据终于到手了。他立即返回以色列,先派人把照片送到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进行比较;同时,把现在的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但是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不过,无论是通过实验室的科学鉴定还是让见过艾希曼的人辨认,结果都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藏匿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样的结果让哈雷尔非常高兴,他再次向总理本-古里安进行了汇报。他对总理说,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想再次前往阿根廷,亲自指挥这次捕获行动。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你就亲自去一趟吧,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捉拿艾希曼的行动已经确定,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他运送到以色列来,还有运送工具。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万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惊动阿根廷官方。哈雷尔最初考虑是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暂时还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航空公司董事长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哈雷尔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妥。因为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时期,新开辟一条航线进行试航人多眼杂,不免引人猜疑。

  于是哈雷尔又想到了海运。但是他又觉得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会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哈雷尔为运送的事大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1960年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已经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5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立即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运送以色列代表团去阿根廷参加庆祝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对定居在南美洲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种鼓舞——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是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一次“顺风车”——后来他又和总理本-古里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本-古里安的协调下,以色列外交部果然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让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抓捕时间定于5月10日。

  哈雷尔又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当面向他们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预料到将会有重要事情发生,不然,这个大权在握的摩萨德局长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他答应愿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董事长还回过头来问哈雷尔:“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阿道夫•艾希曼的警觉再次逃脱,哈雷尔最后决定,须在5月10日前将艾希曼抓捕到手,然后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回国。

  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经过哈雷尔精心挑选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挑选这些队员时,哈雷尔还附加了一个特别的入选条件,那就是特遣队的这些队员必须是当年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或者是他们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这样为了抓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甘愿牺牲,以命相搏。

  11名特遣队员手执不同的护照先飞往欧洲各地,然后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给他们规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则率领3名特遣队的成员手持完全能以假乱真的护照,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内,特遣队的其他成员也准时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按事先的规定在圣费尔南多区其他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下来了。有的一个人住在一家旅馆,有的两三个人住一家旅馆,好像互不相识一样。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这些日子里,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处在摩萨德特遣队的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特遣队的队员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在晚上19时40分左右,准时地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加里保迪大街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所以他最近的这一次搬家,完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既定内容,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此时的艾希曼完全不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特遣队已经悄悄地撒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他现在已经是网中之鱼了。

  然而,就在特遣队实施抓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阿根廷政府的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观光代表团,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9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这个通知对哈雷尔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抓捕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到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代表团专机的到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首都藏上一周,而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雷尔当机立断,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另外租了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一所乡村别墅式的建筑,距艾希曼现在的住宅约有30分钟的车程,代号为“宫殿”;另外一间则在城市中心。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时髦的新式家具,装成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的样子。因为抓到艾希曼之后,他们还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一个星期,等待以色列的班机,这个“宫殿”就是艾希曼的囚禁室。一旦艾希曼的失踪引起了阿根廷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把艾希曼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以便及时转移。哈雷尔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后,来一个全城大搜捕,他们就可以及时转移,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寓所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这次行动由摩萨德最优秀的特工彼得•马尔金具体负责实施,并要求那些直接参与绑架行动的特工人员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了,就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哈雷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会议上,哈雷尔还让所有的行动人员把艾希曼的照片拿出来,再熟悉了一遍;然后又与行动小组的特工们最后一次讨论了绑架艾希曼的行动计划,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命令所有的人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别克”牌轿车作为应急车。

  1960年5月11日19时25分,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分乘两辆汽车驶向目的地。这时离艾希曼平时回家的时间就只有十来分钟了。由彼得•马尔金带领的第一辆车子,停在离203号公路口大约10米远的加里保迪大街上,他和另一名特工一起走下车来,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引擎盖,摆弄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等待艾希曼走过来。彼得•马尔金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又回到车子的左侧,也弯下腰去像是在研究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车上的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车子则停在202号公路上,车头正对着这个路口。一名特工也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则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到艾希曼一出现,就立刻将汽车前面的两只远照灯调到最大的亮度,使他在那雪亮的灯柱里眼花缭乱,不走得很近很近,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以便第一辆车子上的人接近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彼得•马尔金手上的夜光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0点5分。是不是艾希曼发生了意外,还是他嗅到什么味道逃走了?第二辆车子上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有点焦躁不安,他在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但是,埃勒达德等人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就在这时,又开来了一班公交车,一名乘客在街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慢慢地走下站台。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埃勒达德耳语道。这时埃勒达德也同时发现,在朦胧的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埃勒达德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随着第二辆车子的灯光一亮,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彼得•马尔金假装散步,快步地向艾希曼走去。这时竟然刮起了大风,远方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只见艾希曼习惯地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大风稳步朝彼得•马尔金迎面走来。但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他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来人。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还相距不到15米,彼得•马尔金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双脚落地仍然很有力气,而且有规律,这都是当年正统的军事操练的结果。

  猎物就在面前,而且近在咫尺,彼得•马尔金不由得心情激动起来。他加快了脚步朝对方走去。就在离对方只有5米远的时候,彼得•马尔金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低声喝道:“不许动!”

  艾希曼一怔,镇静地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着迎面而来的彼得•马尔金。面对这样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艾希曼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来,准备向旁边的树林子逃遁。

  但是还没有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身手敏捷的彼得•马尔金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伸出一条有力的臂膀,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然后用另一只手准确地锁住了艾希曼的喉骨,将他制服了。就在这时,第一辆车子上的特工飞快地赶过来增援。几个人把艾希曼抬了起来,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此时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迅速向夜色中冲去。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向前开去,也立即尾随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为它在前面开道。两辆车子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宫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手锁脚镣。他的头部一直被一名摩萨德的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大约20分钟后,汽车驶入“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地看着从车上拖下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这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一副疲惫不堪而又绝望的样子。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